愿为五陵轻薄儿,天地兴亡两不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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Monday, April 16, 201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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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河小岁月由李舒主理,我们看夕阳,看秋河,看花,听雨,闻香,喝不求解渴的酒,吃不求饱的点心,追求一点无用,在这个处处谈论有用的世界。主聊八卦,有时夹带私货。

吴小如先生为人很骄傲,但是一提起吴兴华这个名字,他就换了一副神情,肃穆而庄严,连本来垂下的眼袋都仿佛瞬间直立了。

好多年前,吴小如先生对我说过,吴兴华是个“有学问的人”。

这句话看起来普通,但吴小如认可的“有学问的人”,这世界上大约不超过二十个,还包括他自己。

“吴兴华是谁?”

我至今后悔,当时脱口而出的那一句,结果,吴小如先生便用了一个“哼”,结束了我们的对话。

后来,一位在北大读书的朋友,有段时间,特别热爱从图书馆借冷门书,借书卡上没什么名字的那种。在一本破到小半个封面都没有了的《古希腊修辞学》的后面,借书卡上有一个名字:

吴兴华。

那朋友半是惋惜这名字的捷足先登,半是好奇地问:“吴兴华是谁?”

现在,只好靠我自己,像做猜谜游戏一样,自己回答我的问题。

大家对他的最大评价便是:聪明。

最神奇的例子是他可以一边打桥牌,一边看书,一边谈笑风生,一个也不耽误。

我连边听讲座边玩连连看都做不到。

他看书速度很快。去图书馆借书,开口就是十本。燕大的规定只能借三本,图书管理员说,十本不行,你先借三本回去慢慢看好了。

然后,吴兴华就坐在那里,三个小时之后,十本书看完了。他又回去打桥牌了。

据说他和别人打赌,可以随便说一首诗中的一句,如果他不能说出上下句和诗的名字,他就给别人两毛钱。说出来了,别人就买花生请他吃。

他一直吃着花生,吃到撑,也没失手。赔本的买卖,大家都不和他赌了。

难怪王世襄说:“吴兴华是一个钱锺书式的人物。”

1921年,杭州人吴兴华出生在北京,一个留日医生的家庭。

他很小就显露出不同寻常的记忆力,很多文章,看一遍就会背诵,老师们都纷纷感到惊讶。只有他的母亲对此忧心忡忡,因为太过早慧的孩子,之后的命运总是容易动荡。十六岁,吴兴华就考上了燕京大学,据说一进学校,中文系的老师们听到吴兴华的名字,都有意看一眼,因为他们读了吴兴华入学考试的作文,不相信这是十六岁孩子写出来的。

吴兴华的好朋友不算多,孙道临是一个,他们是崇德中学的校友,在中学时,他们成了好基友,又一起考上了燕京大学,做了室友。这友谊一直持续着,到他们生命的终点,都没有结束。

上燕大时,“孙吴”组合进入了第三个人——宋淇,知道张爱玲的人会熟悉这个名字。这三个少年互相欣赏,他们的通信和小女生之间也没什么两样,“最亲爱的你”“你知道我是最看重你的”,没想到直男也说这样的话。

在吴兴华写给宋淇的信里,他和我们身边任何一个学霸,似乎也没什么不同。

谁也看不起。

现在这些文史学家真使人哭笑不得,连李健吾也在内,读过一点外国东西,便趾高气扬。事实上他们的学问要比起古人最浅鄙寡闻的也不过是太仓一粟。岂能对他人妄加讥评?人家一句话有多少书作后盾,他们的话后面就有一本胡适,与他的“白话全好派”。

——吴兴华《风吹在水上:致宋淇书信集》

他的阅读趣味很高雅,里尔克最好(胜过歌德和海涅),乔伊斯不错,至于那时候就开始流行的简·奥斯汀(宋淇的最爱之一),吴兴华的态度是:

我知道她伟大,就是她还没伟大到使我不得不提起勇气来咬牙翻开她的书那种程度。好些作家(彼些大不相同的)都是这样,我就是看不下去,伟大的上至歌德,都使我烦,我也不知为甚么。

——吴兴华《风吹在水上:致宋淇书信集》

但他并不是凭空这样说的。

他写一篇评论现代诗选的文本的论文,真的把清华大学和北京国立图书馆的所有选本全部看过,然后再论文里逐一对比,他西语系的老师Grace Boynton看了这篇文章,感叹自己知道的也没有这位学生多。

Grace Boynton的现代诗考试,是选十节诗,让学生根据这些诗的特点猜出作者。这种考试我大学里学中国古代文学史也遇到过,老师拿出几个句子让我们猜作者,一开始王维孟浩然杜甫还不在话下,结果后面的句子全部是晚唐艳情诗,一个也猜不出来。Grace Boynton的考题更难一些,因为这些诗并不在他们的课本里,同学们都回答不出,只有吴兴华,不仅能猜出作者,还能说出诗名和上下文,因为他全都看过。

“钱锺书一样”的吴兴华,在给宋淇的信中,提到了钱锺书,两次。

第一次,他问:“钱锺书在干什么?”那时候,宋淇已经在上海,宋家客厅里,钱锺书是常客,夏志清曾经透露,钱锺书有意把杨绛的小妹妹杨必介绍给自己,第一次见面,就是在宋淇家里。

第二次提起钱锺书的时候,就充满敬佩:

前几天我又翻了一遍钱锺书先生的杂感集,里面哪管多细小的题目都是源引浩博,论断警辟,使我不胜钦佩。

——吴兴华《风吹在水上:致宋淇书信集》

何前倨而后恭?

我猜想,吴兴华是个真诚的学霸,对于任何有才华的人,他都发自真心的佩服。当然,在他的世界观里,这样的人并不多。

在给宋淇的信里,吴兴华基本都在讲学问,谈读书,不常说到自己,偶尔谈及一点家里的事情,都非常有节制,后来,他坦诚地说,这是因为自己性格内向,觉得在朋友面前,应该多说正能量的事情,而不要拿自己的烦心事影响别人的情绪。

看着他们“谈笑有鸿儒”,你根本想不到,吴兴华的生活,清贫而多舛。

1941年,吴兴华和宋淇大学毕业,都留在燕大做助教。学校打算保送吴兴华去国外读书,前途一片光明。宋淇说,“学校方面内定在我教书两年之后,送我去Berkeley(伯克利)深造,谢迪克的理想是西语系应有以中国教师的核心,将来以Lucy赵(赵萝蕤)、我、兴华三人为成员。如果没有珍珠港事变,说不定我仍然会走上这条路。如果从硕士读起,三四年下来,英文至少可以弄通。无奈日本人一偷袭美国,兴华同我二人的命运就此重写。”

珍珠港事件,改变了吴兴华的命运。燕大被日军占领,师生解散,宋淇前往上海,吴兴华则留在北京,父母双亡,八个弟妹都需要靠他养活。只好给人做翻译糊口。

他钟爱的妹妹病逝,内心大恸,写了《记亡妹》,发表在1946年的《大中》上,那篇散文写得感人肺腑,是诗人难得的真情流露。妹妹的去世,对吴兴华的打击是巨大的,他的朋友郭蕊曾经目睹:

他得了肺结核,这个病症,使得他之前考取的哈佛和牛津的全额奖学金统统作废,无法成行。在给宋淇的信里,他轻描淡写地说自己的病情,轻描淡写地汇报司徒雷登几次想要送他出国而不得,仿佛那都是别人的事。只有一次,那时已是1951年:

当初在大学的时候,年纪轻,人聪明,前途远大,把世界上的事看得轻而易举。过了这些年,被命运buffeted around之后,志气销沉了,身体都变得不大好,眼看许多庸陋之流,策骏足,登要津,实在有说不出的感觉。

——吴兴华《风吹在水上:致宋淇书信集》

那时候的他,已经和当年燕大校园里意气风发的少年,截然不同。

1948年,27岁的吴兴华担任了复校之后的燕大的西语系副教授。

1949年,他的英文班上,出现了一个美丽的女学生。

女学生的名字叫谢蔚英。

谢蔚英当时在燕大相当出名,被称为“燕京校花”。她上课并不用功,经常逃课,迟交作业,还为此吃过吴兴华的批评。然而,很快,她便被这位才华横溢的老师征服——他的课引经据典,下了课,这位老师还打得一手好牌,甚至有一副好歌喉,他唱了一首《Danny boy》——这首歌在他们后来恋爱的日子里还被常常歌唱,谢蔚英虽然暗自狐疑,为什么吴兴华爱唱这样“鬼魂为心爱的人所唱”的歌曲,但她也不否认,自己完全被迷倒了!

谢蔚英的追求者很多,她有一次对吴兴华说,周末去他家里玩,结果“人家一叫我跳舞,我就走了”,吴兴华站在车站等谢蔚英,一站就是两个小时。他们很快开始恋爱,吴兴华并不是一个只懂得读书的书呆子,在这份恋爱中,他给予谢蔚英兄长一般的宠爱。吴兴华为了谢蔚英做出很多生活上的改变,比如周末一定陪她去看电影,从来不对她发火,谢蔚英看上的衣服,过两天,吴兴华不声不响把这衣服买回来。

有趣的是,钱锺书对谢蔚英同样青眼有加,翻译家李文俊曾说,在干校时,一个年轻人向钱锺书请教英语问题,钱先生看了一下,回答:“这种问题还来问我,你去问谢蔚英就行了。”

1952年,吴兴华和谢蔚英结婚了。他给宋淇写了一封信,报告了自己的结婚情况,这封信写得情深意切:

我已于上星期结婚,附上两张随便照的照片给你,穿礼服的相片照得很滑稽,而且送像你这样的朋友也不合适(你看了准会“仰天大笑绝冠璎”的)。蔚英今夏毕业,不知组织上会分配给她什么工作或到什么地区去。她的出身是官僚资产阶级,父亲老早就死了,所以家境已经中落。不过她过去一贯表现得孩子脾气很重,奇装异服,近于招摇,而且浑身洋派,所以有许多人(特别是女人)很不赞成她。……我记得《世说新语》里记某一个人娶妻时,别人都说她判断很糟,说那女人是个傻瓜,结果表现得又聪明又贤惠,别人都差异非凡,问丈夫他如何眼光如此好。他的回答是:他曾一次看见她在井边挑水,举止很安详合度……我觉得我的爱人很天真而倔强,但绝非如其他女人所想的:浅薄而毫无心肝……可惜你不在我身旁,我深信你会跟我同意的。

——吴兴华《风吹在水上:致宋淇书信集》

这是他写给宋淇的最后一封信。那张照片,宋淇一直珍藏着,就是下面这张:

结婚时,吴兴华对谢蔚英说,自己有一个计划,40岁之前埋头苦读,奠定根基,40岁以后,他要开始兑现自己的雄心壮志。

他的雄心壮志,是想根据意大利原文,严格按照但丁诗的音韵、节拍翻译《神曲》;他也在写以柳宗元为主角的历史小说《他死在柳州》,吴兴华自己曾说,这部小说“闭上眼睛,仿佛就到了唐朝,衣着打扮,人来人往,宛如自己置身其中。”

在面对新社会的改造时,吴兴华的态度是积极的,这当然源自一种读书人的幼稚。他的弟弟吴言回忆,“当时《光明日报》上刊登过吴兴华很多发言,可见他是极力想跟上这个形势的。”关于吴兴华的“进步”,燕大校友巫宁坤在《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》写道:“最后一次全校批判大会上,陆校长最赏识的学贯中西的典范、英语副教授吴兴华也登台控诉,慷慨激昂,俨然把校长当作美帝的化身。”

但很快,因为在“大鸣大放”中提出“苏联专家的英文教学方法不一定适合中国”,吴兴华被打倒,成为北大西语系第一批右派。

但他并没有停止工作。在不停的检查之余,吴兴华编撰了北大西语系的教材《英语常用词用法词典》,并承担了朱生豪翻译的《莎士比亚全集》的勘误校订。“全集”的主持编辑者施咸荣之子施亮曾经在《〈莎士比亚全集〉的几位译者》中回忆:“50年代出版的朱生豪译本,有其特色,可这个译本却存在不少误译和删节的缺点……吴兴华先生慨然应允承担了很大部分校订工作,一共校订朱生豪译的15个剧本,工作态度极其认真负责,对这一套《莎士比亚全集》的出版实在是功不可没。”(朱生豪的故事,可戳朱生豪君,莎士比亚和宋清如掉到水里你救谁?)

当然,这些书上,我们都看不到吴兴华的名字,因为是“集体创作”。

1966年,“文革”开始了。

北大成了批斗的样板。朱光潜被剃了头发,拎着一只破筐检西瓜皮。每来一批要斗争他的学生,他就站在反扣过来的水果筐子上,“自报罪行”。6月11日,历史系副教授汪篯在历次斗争之后,在家里锁上房门,服用敌敌畏自杀。据说,因为特别痛苦,死前用头撞墙,邻居们都听到了那些恐怖的声音。

吴兴华进入了“劳改队”,王友琴在《校园“劳改队”的建立和吴兴华之死》里说,“劳改队”中的人统统被剃了“阴阳头”,在脖子上悬挂写有罪名的大牌子,唱“我是牛鬼蛇神”。对于“劳改队”的人,红卫兵要打要斗,统统随便。

1966年8月2号,吴兴华的女儿吴同永远忘不了那一天:

那天早晨爸爸说他得去系里,让我帮他找自行车的钥匙。我把钥匙递给他的时候,他对我说,小同,如果发生了什么事,我希望你好好照顾妈妈和妹妹,我哭了,他看起来非常难过。

——吴同《怀念我的父亲吴兴华》

几个小时之后,有人来通风报信,说你快去看看,你爸爸出事了。

吴同赶到北大校医院,她那平时风趣幽默的父亲,被扔在医院走廊里,像一个破纸片。他的脸色发紫,已经呈现休克模式。

她和母亲一起把父亲送到北医三院,然而他再也没有醒过来。

更可怕的是,一度,有人说,吴兴华是自杀的。“畏罪自杀”在当时是很重的罪名,但吴同和谢蔚英都不相信,因为吴兴华反复对她们说过,自己绝对不会自杀。因为疑似自杀,吴兴华被解剖了尸体。在这之后,不停有人上门来搜查材料,吴兴华的许多文稿,都在那时丢失了。

直到文革结束,她们才得知,那一天,究竟发生了什么:

他先被勒令清理校园里的杂草,因为体力不支,被红卫兵殴打,被人把头摁在浆糊桶中。吴兴华对红卫兵们说,自己口渴,想要喝水。红卫兵说,好啊,这里有水,你喝吧。他们所说的水,是从北大化工工厂污水沟里排出的污水。

吴兴华被红卫兵摁着喝了几口水,很快当场昏迷——后来,医生说,这是急性病毒性痢疾。

吴同说自己永远忘不了那个晚上,她看见父亲躺在校医院的走廊里:“他这一生,一天好日子也没有过过。”

吴兴华的生命永远停留在了45岁。他曾经说过的,40岁之后要大展宏图,就像他一直担心的:“我又怕我尚未将我的工作赶完,我的笔就和我一齐在土中深深收殓,那时纵使我想向你,或一切别人,呼喊:‘听着,我已明白生命的意义’也是徒然。”

在写给宋淇的一封信里,吴兴华曾经这样说:

你知不知道王荆公的这一段诗?我觉得整个旧诗领域内很难找到如此悲哀的句子。

愿为五陵轻薄儿,生当开元天宝时,斗鸡走狗过一生,天地兴亡两不知。

你是解人,一定明白我喜爱这段诗的心理。

——吴兴华《风吹在水上:致宋淇书信集》

他的梦想,停在了1966年。

文中图片来源网络。

本文主要参考资料:

吴兴华,《风吹在水上:致宋淇书信集》,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,2017年1月出版

唐逸,《追思吴兴华先生》

谢蔚英,《再忆兴华》,《新文学史料》,2015年10月

温天一,《打捞吴兴华:一个被遗忘的天才》,《中国新闻周刊》,2017年3月

补 充本文发出之后,吴兴华老师的女儿给文章作者李舒留言,就吴兴华的死因做了一些不同的说明: