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个87岁的老“先生”,曾任毛主席翻译、外交部喉舌、清华“进步领袖”,但今天她却痛批中国!背后,她竟在做一件惊天伟业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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Saturday, March 10, 201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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她曾是一位翻译巨匠,担任过毛泽东和周恩来的首席翻译官,她译制的《廊桥遗梦》不知滋养了,多少西学贫乏的中国青年。

但她却特别排斥 “翻译家” 这个名号,更不愿被人提起她曾是毛主席的翻译,别人疑她 “有反骨”。

她也是一位出色的外交官,曾接待过尼克松、基辛格以及美国参众两院领导人的多次访华工作。还在美国十几所大学演讲。

但她却最不愿被称赞为 “外交官”,别人说她 “太清高”。

她还是一个让父母无比自豪的女儿,文理俱佳,成绩优异,从小到大一路名校毕业,在清华大学中受业于钱钟书、杨绛,钱钟书还为她指导毕业论文。

但她却带头发起学生运动,号召毕业生不写论文,工作后又早早 “淡出” 了体制,更差点与父亲断绝关系。别人指她 “大不孝”。

但今天,越来越多的中国人都想听她说话,想听她言辞激烈的针砭时弊,想听她慷慨陈词的宣扬 “启蒙”,想听她娓娓道来的回忆往事。

但却很少有人能觉察到,其实,她并不是在演讲,而是在悄悄进行着一项,足以撼动全中国的惊天伟业......

她,就是资中筠

1930年,她出生于上海,这是一个钟鸣鼎食之家,家门显贵。

父亲资耀华,是民国著名的银行家、金融学家。

“中国银行” 这个名号,就是由于他的建言才能得以保留。

国民党的蒋介石说他:“抗战有功“。

而共产党在其讣告中也说他:“对共和国的建立有襄赞之功”。

母亲童益君,是一位有着惊人,数学头脑和逻辑思维的知识女性。

他们将3个女儿都培养成了,各领域卓有建树的佼佼者。

1970年,母亲与资中筠女在河南干校时合影

二妹资华筠是著名舞蹈家,其50年代表演的 “飞天”、“孔雀”,几乎无人不晓;

小妹资民筠知名教授,是中国空间科学学会和中国地球物理学会会员。

1941年全家在天津,后排左一为资中筠

而她,是三姐妹中最为优秀的长姐,承载了父母最大的期望。

也许正是因为,在这样过于耀眼的家庭中成长,才让她日后的路,先是一帆风顺后又充满了 “坎坷”。

资耀华、童益君夫妇与女儿资中筠、资民筠、资华筠

她从小品学兼优,如温室花朵一般,文静美好,纤尘不染。

学业突出,在艺术上也颇有造诣。

她自小与钢琴结缘,师从刘金定先生。

刚一中学毕业,就举办了一场,个人钢琴独奏会,小小年纪,就能演奏,巴赫、肖邦、贝多芬、舒曼等世界名曲。

虽经逢乱世,却依然能过着,岁月静好、琴声书影的桃源生活。

青年时代弹钢琴的资中筠

但这样一潭静水的日子,

在她1948年考入清华大学时,出现了涟漪。

1949年,她正上大二,北平城已解放,清华园中播放的歌曲已换成了,《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》学生们受到新中国感召,全都无心学习,大批学子纷纷南下工作,以期报效祖国,而她身虽未动,心已走远。

1931年九一八事变期间的宣传口号

1950年,抗美援朝,校园里更是流行着:“华北之大已放不下一张书桌了” 这样的 “热血呼告” 作为班长的她再也坐不住了,甚至都不顾及自己的毕业论文指导老师,钱钟书的建议。

她开始发动全班向系主任请愿:要求取消毕业论文,之后,她又动员全班女生,在一个清晨爬到教学楼顶,“在红旗下宣誓” “把一切献给祖国”。

这些举动让很快她成为了,当时清华大学的 “学生进步领袖”。但就算是如此 “进步”,也挡不住后来父亲被打成,“大奸商” “里通外国”,她再也不是 “根正苗红” 了,就是在这样逼人眩晕的红色浪潮里,她被分配到政务院工作。

由于父亲被批斗,她在单位里备受压力,一再被教育、被洗脑,组织要求她揭发父亲,而她无论如何也想不出,父亲有什么 “反动的” 言论?

环境竟要把她逼迫到,要 “断绝关系” 以明志。

心高气傲的她,纵使再不愿意,纵使明知这会成为她一生的痛,她也不得不与疼爱她的母亲、儒雅博学的父亲 “划清界限”,与家里的两个亲妹妹 “保持距离”,“文革” “右倾” 意图斩断她的血脉亲情。

但她默默发誓,终有一天会将这段历史说与后人,是非对错,将由世人评说。

在那个纷乱的时代,人的力量太渺小了,她本应默默无闻的过此一生,但组织一声令下,又改变了她一生的命运。

由于当时中国急需外交人才,而她过人的语言天赋,使她被分到了外事部门,从此,她便开始了,近三十年的外事工作生涯。

1958年,她作为 “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” 的工作人员,被派驻欧洲,奥地利首都维也纳工作,在这里,她结识了此后一生的伴侣——陈乐民。

如果世事安稳,她也可以和丈夫,在国外过着无扰的悠闲生活。

但命运使然,她注定与安定无缘,注定要在日后回到中国掀起波浪。

1959年,中苏关系恶化,中国代表处也逐步撤出,她与丈夫也随代表团颠簸回国,之后,她担任过毛泽东和周恩来的翻译。

在她的印象中,周总理记忆力惊人,能够记住每一个服务员的名字。

这段为最高领导人翻译的经历,成了她后来为人知晓的标签,却也是她最不愿承认的 “标签”。

因为她一直认为,自己 “志不在此” 但那时的她却不知,她真正的 “志向”,却能大到日后影响全中国!

她本应一直做个杰出的翻译,或是外事工作者,或是钢琴家,或是文学家,无论哪一样,以她的资质,都会是行业翘楚。

但后来的 “文革”,红潮翻覆,人生的起落不是自己能掌握的。

随着 “一号战备令” 的下达,她被下放至一个劳改农场,从此放下了书和笔,开始了 “田园布衣” 的村野生活。

她一直是家人捧在手心的明珠,是积极进步的 “学生代表”,是单位工作的骨干。

她有骨子里的好强和骄傲,但在五七农场,在农村,她的才华无处施展,她的抱负,在田地、庄稼面前显得太虚幻。

那段时期,她一直觉得是 “身非我所有”。

就在她以为一辈子都要与秧苗为伴时,命运再一次出现了转机。

1972年,随着中苏关系的进一步恶化,中美关系开始破冰,紧接着尼克松访华。

此时的中国外交部急需一位精通外文、深谙中美历史的翻译,而她,正是不二人选。

于是她再度被启用回到中南海,主管对外工作。但此时再入仕途的她,已不是当年少女,她更冷静,也更超脱,对于政治也有了另一番思考。

眼见 “文革” 愈演愈烈,理性不复存在,取而代之的,是个人崇拜和盲目从众,她开始担忧:“这个国家的逻辑太荒唐了” 此时,一颗 “疑问” 世事的种子,开始在她心里生根。

文革结束后,她与丈夫主动提出请调,要离开外事单位,去科研所工作。这在当时看来是近乎疯狂的决定。

要知道,外交部可是位高权重的重要部门,而研究所则是无人问津的 “清水衙门”。

放着大好的前途不要,偏偏要去过清心寡欲的书斋生活。

但她却不顾外界的流言蜚语,离开的无比坚定。

经历了太多的起起落落,她很清楚自己要的是什么。

丈夫陈乐民 ,欧洲问题专家,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研究员、前所长

在驻美研究所期间,她重新拾起了文学的笔,创办了中华美国学会,还担任起《美国研究》杂志的主编。

也是在这段时期,她翻译的《廊桥遗梦》传播国内外,使她声名鹊起。

但她并没有借此衣锦还乡,而是继续选择留在研究所,搞学术,写文章。

她始终认为,自己不是 “翻译家”,而是 “学术工作者”。

翻译只是消遣,自己的主业是:研究现世问题,探讨一个人、一个民族、一个国家,如何守住人格和国格的完整,如何追求心灵的自由。

其实,她一直坚持的是真正的士人风骨。

1988年,资中筠先生在社科院美国研究所工作时所拍

也许是经历了,太多 “文革” 时风雨如晦的压抑,她对这来之不易的平静生活格外珍惜,终于能 “我笔归我有” 了。

她说过:“70年代末,随着新时期的到来,人性、良知、真善美的追求都在复苏”。

那时候的她认为在美国搞学术研究,是她人生中最为放松和自由的时光。

但当时她万万不会想到,待20年后,在她两鬓霜发时,才是她恣意谈古论今、真正影响中国之时。

在周有光先生《从世界看中国》读书会上

1996年,从社科院美国所退休后,她开始走入了中国大众视野,并开始了大量的自由写作,还曾与易中天,韩寒,以 “所谓文化大国” 为主题进行了讨论。

近二十年来,她在报刊杂志和互联网上,发表了大量的散文、随笔、杂记。

一开始,她是以一种追忆往事的态度,回顾经历过的波折和苦难。

但她并不是一个,伤春悲秋的文艺写作者,她也不是一个,沉溺于过去的哀悼者,她是一个战士,一个曾见过中国的 “国难”,体会过人间冷暖的文学斗士。

“文革” 的经历告诉她,软弱和视而不见无法拯救自己,更遑论拯救中华民族和我们这个国家,只有坦荡直言,才有希望救国、强邦。

她不是政客,不是军事家,三十多年的研究所生活,甚至让她远离了 “体制”。

面对各种言论和媒体,想探讨国情、提出质疑,那是难上加难。

但她知道她还有手中的笔!

清华的天之骄子、翻译家、下放、父亲被批斗、平反、退居他乡、重归故里......

一幕幕,都在这个耄耋老人脑海中重现。

于是,她写下了《治安策》,写下了《斗室中的天下》,写下了《老生常谈》......她言论中的真知灼见让闻者无不感怀。

知识分子并不少见,而敢于说真话、揭伤疤的知识分子是少之又少,大家尊称她为 “资先生”,不仅仅是因为她丰厚的资历,也不仅是因为她通贯多领域的才华,更是因为她的气魄、远见和那颗深沉的爱国的心。

大家都为这样一位 “有坚守” 的知识分子所折服她也成为了,“最有影响力的中国公共知识分子”。

是啊,只有经历过,才能如此深刻,在她的笔下,她毫不避讳,言辞激烈,有些更是一针见血,揭开了中国的最痛的伤疤。

她在《记饿——“大跃进” 余波亲历记》中,就详细的描写了当时全国饥饿的惨状。

她以己为例,述说当年怀孕时,赶上 “大跃进” 后三年困难时期,那时的国民,不只是食不果腹,而是家中连一粒余粮都没有。

她完全没有一般孕妇挑食、呕吐等反应,那时的记忆中就只有饥饿。

偶尔吃上一次同事家做的小米粥,烙饼摊鸡蛋,就让她觉得是,人间美味,“终生难忘”。

1963年肉票

1966年全国通用粮票

她和丈夫都因为长期饥饿患上了浮肿,丈夫有一次因为饿的腿软摔到水沟里,差点就被淹死。

而邻居跟她说,乡下家里饿死了人的事情时非常平静,没有眼泪、没有叹息......不是他们不近人情,而是在当时的环境下,人人自危,饿殍遍野,谁都不知道,能不能活着捱到明天。

那段艰难的历史,当时中国是严禁对外声张的,因为要维持 “国家形象”。

更讽刺的是在那个 “不爱红妆爱武装” 的年代,中国代表团出国开会时, 无论男女竟被要求, 必须在脸上化妆,以 “遮盖菜色”,不惜一切都要保护好国家 “繁荣昌盛” 的形象。

那段让人含泪叹息的历史,那些大家不愿去触碰的伤口,一直都让世人讳莫如深,可她却偏不!

她说要刮骨疗毒,就必须将伤口揭开。

“不阿世、不迎俗,不以成败论英雄,不以荣辱定是非” 于是她笔耕不辍的写,写以前的中国,也写现在的中国。

她用词之狠、下笔之绝,被人称为是 “八十岁的老愤青”。

她说:“国民党的时候是官场腐败,学界,文化,新闻没有全腐败。而现在各行各业都腐败,见惯不惯”。

她说:“中国的危险,不在于揭竿而起的动乱,而在于全社会的溃烂”。

她说:“报纸越干净,社会就越肮脏”

她说:“我们整个民族从精神上烂掉了!”

她说:清华是 “聚天下英才而摧毁之”。

她说:“中国的儿童都学傻了,我们的教育从根儿上腐败了”。

她还说:“中国教育不改变,人种都会退化”......

她说了太多太多,每到一个地方,每到一所大学,她都不停的讲,每一次演讲都会引起巨大的关注,她抛出的每一个观点,都能掀起大家对于这个问题的思考:

为什么我们的孩子越来越缺乏了创造力?

为什么幼儿园的费用比大学要高?

为什么我们谈了这么多年的爱国,却没有人能说出爱国的内涵?

为什么我们国家的爱国人士,很多都是倒在了自己人的斗争中?

为什么我们一边高唱言论自由,一边又不允许文化传媒的批判?

......

她讨论的话题,直指中国文化内核的要害,每一个都触及中国文化的根,每一次演讲都如平地惊雷,每一篇文章都犀利而深刻。

如果说她的目的是演讲,那她成功了,她的讲词精辟深邃,引人沉思;

但她的抱负绝不仅仅只是当一个传道者,她还有更大的计划,这个计划足以撼动全中国!

那就是她要让中国人觉醒!

让中国人拨开现今经济迅速腾飞的迷雾,在这个一切都只 “向钱看” 的社会里,看清我们国家内核里最脆弱的部分,找出中国现在缺失民族文化、信仰的原因。

她原来是想当一个殉道者,一个引路人,以自己的暮年安稳生活为代价,振臂高呼,她希冀得到国人的注意,让整个中国不再讳疾忌医,不再对走过的弯路三缄其口,让中国文化重新崛起,让中国人民重拾信仰,这才是她要做的惊世伟业!

她的著作中,最让人深思的,就是对“中国模式”的质疑。

她在《也谈· “中国模式”》一文中,对近年来国人们所乐道的 “中国模式” 进行了冷静的分析,泼下了一盆冷水。

她说 “与其高唱中国模式,不如低头寻找中国道路” 甚至,她还抛出了 “社会主义国家” 与 “资本主义国家” 之惑,提问:“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究竟在哪里?”

她 “骂” 中国当下的教育之势力,“骂” 社会道德之退化,“骂” 文人之铜臭,“骂” 体制之黑暗。

她谈论 “爱国”,告诉我们什么是 “伪爱国” 她谈论 “思想”,说 “唯有思想是钱砸不出来的”。

她谈论 “公益慈善”,说 “中国的公益会因噎废食” 她谈论 “启蒙”,说 “中国需要再启蒙”,“现在的中国是伪现代化”。

她谈体制、谈文化、谈国际、谈政治、谈教育、谈民生......

言论之大胆,观点之犀利,现今中国,无人敢出其右。

资中筠在 “社会影响力投资的国际视角” 的国际论坛上发言

可随着她的名字被越来越多的人熟知,随着她的影响力越来越大,质疑和非议也铺天盖地而来。

有人说,她是在炒作;有人说,她是在无病呻吟,谈论的问题都是隔靴搔痒;还有人说,她一把年纪,不颐养天年,反而出来装学者,招摇撞骗......

何其哀哉!

80多岁高龄的她,发已白背已驼,在讲台上,能明显看出讲说时间一长,她的身体便支撑不住了,持演讲稿的手也会微微发抖。

她知道自己是,“不知筋力衰多少,但觉新来懒上楼”。

薄暮之年的她,痛恨媒体的断章取义,多次表示不希望扩大宣传。

2015年9月,85岁的资中筠在湖北十堰乡村幼儿园考察幼儿教学情况

她是性情中人,要她违心说话,是极难的,而要她闭口不言,也是极难的。

她的文章有 “戾气”,更有 “底气”。

先生既是学者,又是 “良医” 医者仁心,文人 “痛心”。

她以笔为刀,誓要划破民族文化腐烂的疮疤,让假仁义和伪进步无处遁形。

她登台授教,不顾自己87岁的高龄,一遍遍为历史和真理发声。

她追求自由,不倚靠旧时的至高名誉,而决意为 “真正的志向” 奉献一切。

2017年,她出版了音乐自传《有琴一张》以缅怀过去

何为 “文人风骨”,何为 “忧国忧民”,在先生身上可以找到答案。

历经 “文革” 洗礼,半生颠沛流离,归来仍一腔热血;不忘旧时遗恨,思索救国良策。

以一己之力,力挽时代飞速发展之狂澜,一遍又一遍让中国:“慢一点”,“稳一点”,“净一点”。

一声 “先生”,一生奉献;

为国为民,揭疮敷药;

时代负我,而我报之以大爱,流言谤我,而我回之以淡然。

先生一辈子光明磊落,才能如此敢言敢行,这样的人,才是 “真正的” “自由的”;

这样的老人,才是让吾晚辈甘心聆教的智者。

这时代,太浮躁,这世界,又太喧嚣;

让我们一起坐下,倾听她来自 “旧时” 的声音,重温中国往事,指点激扬江山,语重心长,鞭辟入里。

这才是中国学者应有的风范,这才是值得国人点赞的先生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