他曾是离诺奖最近的中国人,被抄袭、代替、屈辱而死,在日本家喻户晓,在中国却鲜为人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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Tuesday, December 6, 201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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互联网

他称得上举世无双的国士,可惜无人以国士待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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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之瑰宝

2003年年初,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暴将我们卷入一场恐慌的记忆。

全国除7省未发现SARS疫情,其他省份均有临床病例。

世卫组织宣布北京为SARS疫区医院里一双双渴望活下去的眼睛。

非典一时成了人们的噩梦,成为中国人不敢触碰的禁区。

有专家预言:由于SARS的特殊性,疫苗研制至少需要3年时间。

一位多年在卫生部门工作的老干部,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禁不住感叹道:汤飞凡若在,何至于此!

汤飞凡何许人也?

为何能在性命攸关的时刻被人记起?

今天非凡君就来讲讲这个逐渐被我们遗忘在历史角落的传奇。

1897年,湖南大旱,“百姓咽糠茹草,至有饿毙自尽者。”

7月23号汤飞凡就降生在这样的环境。

汤家在当地也算是望族,但到汤飞凡出生的时候,家道却已中落,父亲不得已设馆维持生计。

年幼的汤飞凡勤奋好学且意志坚毅,12岁入长沙城南小学堂,3年后毕业就追随二哥考入甲种工业学校。

虽然学工,但从小目睹家乡父老贫病交加的他,却一直有悬壶济世的理想。

直到2年后他发现了契机,湘雅医学院成立,汤飞凡二话不说退学学医,成为湘雅医学院首届学生。

7年寒窗,面对医学院极高的淘汰率,毕业时仅剩10人,汤飞凡便是其中之一。

20世纪20年代恰是病毒学的拓荒年代,日本和欧美相继发现重要的病原菌。

年轻气盛的汤飞凡扬言:“日本能出东方的寇霍,中国为什么不能出东方的巴斯德?”

彼时巴德斯和寇霍是细菌学和传染病学的天骄,寇霍的学生日本人北里柴三郎被称为“东方寇霍”。

汤飞凡立志要研究细菌学和传染病,所以当他的同学邀请他一道开业行医时。

他断然拒绝:“当一个医生一辈子能治好多少病人?如果发明一种预防方法,却可以使亿万人不得传染病” 。

刚毕业他便获得哈佛医学院奖学金,赴美深造,他更是第一个投身病毒学研究的中国人。

3年转瞬即逝,导师看中他的才华,极力挽留他在美国,优厚的生活条件,得天独厚的研究条件,吸引住了汤飞凡的心。

但没想到国内的一封来信让他毅然决定离开哈佛,写信的是他的老师颜福庆,信中没有天花乱坠的许诺,只如实列出中国医学院的困境和对学生的殷切希望,正是这种开诚布公,让汤飞凡当即决定回国。

刚回到上海的他在草创实验室能够按照自己心意开展研究后,所做的第一件事竟是重复日本人野口英世的实验。

野口英世当时宣称发现了沙眼的病原体—颗粒杆菌。

野口英世今天的人们对沙眼已经陌生,可在当时全球六分之一的人患沙眼,中国沙眼发病率55%,偏远农村更是十人九沙。

因此你可以想象当时野口宣布发现沙眼病原体是轰动世界的大事。

但汤飞凡对此却表示怀疑,他选出了24个症状典型的病例,严格按野口的论文分离细菌,7个月的实验,用分离出的杆菌接种家兔和猴子,却没有产生沙眼症状。

这一下子激怒了引以为傲的日本人,汤飞凡瞬间置身风口浪尖,但他却并未为世俗所累,反而又潜心研究3年,甚至把颗粒杆菌接种到自己眼中,最终证明该杆菌确无致病性。

1935年汤飞凡发表论文,获得国际同行的极大认同,日本人无话可说,野口就此从日本教科书里消失。

1979年渡边淳一完成巨著《遥远的落日》,重新发现野口,并给予极高的尊重,却只字未提日本教材曾删除野口,使他难以启齿的正是一个中国人,一个让日本人打心底佩服的中国人。

2年后从英国国家医学研究所进修归来的汤飞凡,本想继续研究沙眼病原体,但这次七七事变爆发,8年战乱他本可躲在租界继续搞研究,一个一直在象牙塔里的知识分子,手无缚鸡之力,人们也不苛求他做什么,但汤飞凡却跑到一线的救护站,离火线仅有几百米。

“不是命运,是我自己的选择,我身材小,炮火打不中我,我最适合做这个。”

上海沦陷,山河破碎,汤飞凡已无心研究,此时英国又对他发出邀请,到英国继续研究当然是最好的选择,但颜福庆,这次又改变了他的人生。

医学泰斗颜福庆战争期间瘟疫猖獗,需重建中央防疫处,此重任非汤飞凡莫属。

短短几年时间,中央防疫处从一穷二白,到研制出国产青霉素挽救无数国人生命,再到牛痘苗扑灭流行天花,狂犬疫苗、世界首支班疹伤寒疫苗···

汤飞凡成了快速研制疫苗的代名词。

英国科学家李约瑟在《自然》杂志上惊异于汤飞凡在简朴的环境中制造疫苗

连盟军都抛弃印度疫苗,指明中央防疫处供应,世界也第一次知道中国有个中央防疫处NEPB。

中央防疫处到1954年,一切的风起云涌渐渐平息,汤飞凡再次拾起他未完成的梦:分离沙眼病原体。

这是他中断了近20年的事情,也是他的毕生之役,心中的冲动再也按捺不住。

他跑到北京同仁医院亲自采集样品,眼科主任张晓楼答应得十分痛快,条件只有一个,项目两人合作。

张晓楼花了整整一年,每周和助手在门诊工作半天采集了200例典型病例样品,同时用恒河猴建立世界第一例沙眼动物模型。

但经过1年的分离,采用当时各种病毒分离技术,无一成功。

失败的情绪在所里蔓延,毕竟过去70多年,全世界科学家进行的研究,也同样无一成功。

汤飞凡意识到:不能再重复别人的病毒分离方法,一定要走自己的路。

1955年采用鸡卵黄囊分离的第8次试验,终于获得了成功。

20多年的心愿终于实现,他成为世界上发现重要病原体的第一个中国人,也是迄今为止的唯一一个中国人,而这株病毒就是著名的TE8。

兴冲冲赶来的张晓楼建议马上发表,不能被别人抢在前头,但有了野口的前车之鉴,汤飞凡决定待进一步确认后再发。

为了进一步确定所分离的病毒就是沙眼病原体,1958年元旦,汤飞凡命助手私下将沙眼病毒滴入自己的眼睛。

冒着失明的危险,在其后40天内坚持不做治疗,眼睛红肿得让人心疼,却收集了可靠的临床资料,彻底解决了70余年关于沙眼病原的争论。

汤飞凡的发现,让人们准确找到了沙眼治疗的药物。一度危害全球的沙眼以惊人的速度减少。

以上海为例,1959年沙眼发病率为84%,两年以后降到5.4%。

1970年,国际上将沙眼病毒和其他几种介于病毒和细菌之间的、对抗菌素敏感的微生物命名为衣原体,汤飞凡是名符其实的衣原体之父。

英国著名李约瑟博士曾评论汤飞凡说:在中国,他将永远不会被忘记!

1980年6月,中国眼科学会收到国际眼科防治组织(IOAT)的一封短函:

因为汤博士在关于沙眼病原研究和鉴定中的杰出贡献,国际眼科防治组织决定向他颁发沙眼金质奖章。希望能够得到汤博士的通信地址,以便向他发出正式邀请,参加1982年11月在旧金山举行的第25届国际眼科学大会。

最高荣誉属于汤飞凡,可是IOAT不知道,他们预备推荐申报诺贝尔奖的学者,被以为最有希望获得诺贝尔奖的中国人,早已不在人世了。

就在发现沙眼病原体的1958年,拔白旗运动兴起,短短几天时间,他受到各种不应有的批判和侮辱。

万念俱灰的他于1958年9月30日凌晨在家中自尽。

汤飞凡死后,中国沙眼病毒的基础研究渐渐终止,与汤飞凡合作的张晓楼“理所当然”地包揽了各种荣誉,其中还包括汤飞凡在自己眼里做人体试验而发表的那篇论文。

人民画报上是张晓楼灿烂的笑容。

报刊上一篇篇地介绍这位沙眼病毒发现者的先进事迹。

写论文时引用当年的论文,他居然还把第一作者汤飞凡免去。

1981年5月全法眼科学大会上,本应由汤飞凡学生王克乾代领的奖章,张晓楼满面春风地领去。

他还复制了两枚镀金奖章,一枚留给自己,一枚交给汤家,原件上交卫生部,一个“圆满”的结局。

没人知道汤飞凡是谁,人们歌颂的英雄叫张晓楼。

汤飞凡的妻子和学生们怒了,他们一开始就要求相关部门澄清,但没有得到回应,妻子何琏于1986年写信到IOAT,要求一个公正。

王克乾

四个月后IOAT回信:沙眼金质奖章是授予汤飞凡的,为了澄清起见, IOAT将复制一枚新的奖章,旧奖章自动作废。新奖章只刻了一个名字:汤飞凡。

但汤家除了新奖章外,依旧保存那枚私自复制的旧奖章,作为近代中国科学史上一大丑闻的见证。

1992年,国家发行中国现代科学家邮票,里面终于出现了汤飞凡。

汤飞凡和野口英世,两人在科学上的造诣不相上下。

然而野口英世经渡边淳一重新发现,成了日本的国宝,他在纽约的墓地成了日本人旅游的圣地,新版日圆上印上了野口英世的头像。

汤飞凡在中国除了卫生系统一些老人外几乎无人知晓。

离我们远去的除了时间之外,还有一种东西叫:魂魄。

当我们高呼英雄在哪的时候,真正的英雄早已倒下,甚至被我们完全遗落···